文化的江山真学在民间(新闻)

《文化的江山》 刘刚 李冬君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当体制内的史学日益僵化，当消费狂欢的兴奋点转向下一个目标时，新的、好的历史叙事，在这些庄严热闹场面之外，诞生了。 中国历史叙事三大新 自梁任公提倡新史学、夏曾佑写出中学历史教科书，现代中国的历史叙事，即抛弃以帝王世系为主轴的传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百年来，中国历史叙事的新，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一是科学意义或考据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解决了无数具体历史事实的认识解读和理解问题。王国维先生和陈寅恪先生的贡献最为著名。二是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服务的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历史叙事，梁启超、夏曾佑、钱穆、吕思勉等先生的历史人物传记和通史著作堪称代表。三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而撰写的大量历史著作，这些只见“规律”、“阶级”不见人，良莠不齐以莠为主的汗牛充栋之作，基本已被有理性思维的读者所抛弃，当然，它们相当程度上还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基本依据。 最近二十年来，第一方面的研究，不时尚颇堪一读的新作问世，尤以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最为突出。而后两方面，确乎乏善可陈。旧的立场、观点、方法日益被抛弃，新的则未见提出，或徒有种种来自西方的史学理论，而未见运用这些理论的成功之作。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今日中国读史者，已经丧失了对中国历史的总体性认识，而困扰于哗众取宠的讲史秀、刻意翻案的颠覆狂、专发隐私的窥阴癖、以及偏好借古喻今而不惜歪曲历史的影射工作者……众多教授副教授博士们按照“学术规范”，炮制具有“国家项目”地位的专著、在“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出版后将其冷藏在光碟、数据库和图书馆里，或干脆从印刷厂直接进了造纸厂化浆池。在网上，历史叙事正经由网络写家之手，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后现代文化消费狂欢。历史正在如此消费中澌灭。太炎先生尝言，“国无史，则人离本。”（《春秋故言?检论》）今日中国，几成无史之国；今日中国人，实乃无本之人矣。 物极必反。当陈腐的意识形态更其腐朽，当体制内的史学日益僵化，当消费狂欢的兴奋点转向下一个目标时，新的、好的历史叙事，在这些庄严热闹场面之外，诞生了。 什么是好的历史叙事 什么是好的历史叙事？首先是非功利的“为己”之学，而非为政治、威权、职称和地位的“为人”之作。其次是依赖于知识、规范而不以知识和规范为目的的真学术创获，而非徒有规范实则空疏的伪劣“巨著”。这些好的叙事者，当然是民间的学者而非学院的教授，或是身在学院而心在江湖的另类、边缘人。他们是出于文化使命，个人兴趣从事研究的写作者，而非为了吸引大众眼球以牟利的学术贩子，文化商人。

我这里说的历史叙事，是具有通史性质、但绝对不同于一般通史的《文化的江山》。 且看作者开宗明义如何说：历史的中国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熟知的王朝中国，一个是贯穿了所有王朝而容易被忽略的文化中国。王朝中国兴亡交替，未有千寿无疆者，文化中国则越千年，历百世，而且还在发展中。 “王朝赫赫，为历史表象，江山默默，乃历史本体。” 读王朝，有三种眼光。一是站在帝王角度，用司马光资治的眼光，看到的是王朝兴亡交替的经验教训；二是站在仕宦者的角度，看到的是政治的权谋诡计以及兼济独善的仕宦哲学，传统走仕途者主要从这里汲取营养；三是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则成王败寇成为王朝兴替永恒的逻辑，造反有理获得道义合法性而一切超越性价值被彻底摈弃。 重读中国历史，要把历史放到江山中读。江山里读什么？一曰人：看那些有性格，有人情，有智慧，有操守的人，从孔子到屈原，从孙武到范蠡，从夏桀殷纣到夫差勾践，作者看到的不是帝王，而是活生生的人。二曰诗：诗里有真性情的流露；有文化的创造与承传，有礼仪与“忧雅”的君子风度，甚至有民主政治的尝试与探索。三曰哲人与思想。四曰战士与策士。五曰山岳河流，香草嘉木……这些才是文化江山的灵魂和主体。 江山如何读？要用诗性的眼光。何谓诗性的眼光？即体认与表达之审美直觉形式。具体又可归纳为两点：一为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而强调生命直觉在阅读历史时的重要作用；换言之，许多情况下，对历史的自觉，不是逻辑推演的必然、证据确凿的结论，而是直觉顿悟的收获。一为与此高度相关的语言表达形式，也就是诗的表达形式。本书采取诗体，或散文诗体语言，就是为了突破“科学史学”所必须的实证的逻辑的语言规范，后者正是压抑乃至扼杀自由想象之表达的刽子手。诗人气质的史学家，当世罕见。但作者高度推崇的司马迁、陈寅恪，就是真正的诗人。《史记》是鲁迅定评的“无韵之《离骚》”。陈寅恪先生的诗自不必说，《柳如是别传》，乃是以史家之诗心解史上之诗人的最佳典范。《文化的江山》，正是在神似意义上，师法史学前贤的创新之作。比如，从诗性的眼光，作者喜欢夫差的君子风度和大丈夫气概，而对勾践的忍辱负重吃粪求活以图报仇的人生策略表示极大的鄙夷和蔑视。人格的尊严，在作者看来，要远远重于任何伟大的事功。同样的道理，在任何情况下，韩信的胯下之辱，不应该是真正的骑士、英雄、儒者的选项。相反，宋襄公那样的失败之战，则应得到高度的赞扬。中国历史上许多被肯定的人生观和生存、成功策略，对塑造那种无原则实用主义的低贱人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肯定宋襄，鄙视勾践，是重建中国现代个体人格的题中应有之义。

诗性的眼光从何来？来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总结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最重要结论。前辈先贤有此明见且垂范在先，半世纪后，晚生小子岂能一直限于赞颂陈寅恪先生之伟大人格而自己终生无所作为？！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江山》应被视为当代中国历史学人的忏悔之作，觉悟之作，奋起之作。 独立自由之真意为何？曰确立人的文化个体性。而文化个体性，作者定义为：“以自觉认识自我，以自律规定自我，以自由确立自我”。“自觉是自我意识觉醒，自律是自我本质规定，自由是自我价值实现。”这几句概括，就是本书命意的哲学基础，或根本观点所在。 有如此高度自觉的历史叙事意识，《文化的江山》才能开创出一种全新的个体通史写作方式。这本书用新的表达，诱惑读者进入古老而崭新的青铜时代的“天下”、两河流域的“天下”、“司马迁线”所标识的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共同组成的“天下”；进入历史上那些恶人、愚人、暴君、蠢君、美人、丑人的内心世界；进入精彩纷呈，卓见、奇见、异见层出不穷的思想花园；同时也引导我们抵达古老的雅典，回到时尚的今天；更引导我们看见作者耿耿于当代的郁愤心结，看见他们追慕古君子，古烈士，古圣贤，古英雄美人，古典雅诗文的浪漫情怀。 斯何人哉？曰，江湖人士，民间学者。孔子曰：礼失求诸野。二十年来的中国史学，在付出丧失大学应有学术的惨重代价后，终于出现了一代――尽管很少――民间中国的学者。我读《文化的江山》，而有感想曰：真学在民间。 从这本书，我或可断言，伟大的中国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也就是太史公司马迁的传统，梁启超、陈寅恪的传统，即将归来。能否成为现实，条件只有一个，自由。在目前的文化情势下，假如中国的文艺复兴尚有一线可能，则我们只能寄望于类似《文化的江山》这样自由的、彻底个性化的著作大量涌现。事实上，这样的江湖著作绝不止一种。从三年前张远山先生的《庄子奥义》到与本书几乎同时出版的刘方炜先生的《孔子纪》，从历尽周折出版到在民间、网上流传的诸多人文学术著作，都是这样一个文化复兴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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